《病與罰》
電影：我不是藥神
主題：病與罰
一部了不起的電影，不在於給觀眾灌輸答案，卻勝在能用畫外音來向觀眾提出深刻叩問，好比說——倘若君為劇中人，身處那種橫取良知竪隨利己的困頓死局，試想你我又該作何選擇？
無所謂對與錯，只是勇於承擔貢獻的人們，世界總該給予他/她一份榮耀。記住他們，三省吾身，這是對「犧牲者」最基本的尊重。
譬如正在疫情前線護生救命的醫療人員，譬如中國導演文牧野執導的社會課題電影，《我不是藥神》里的男一號程勇（徐崢飾）。
程勇何許人也？他是一名四十幾歲，賣著印度壯陽神油糊口，負了妻子負了兒子，一邊得照顧半癱的父親，一邊幾乎連店面租金皆繳不出來的的落魄漢。類似的男人，街上往往一抓一大把，卻機緣巧合的，成了一群「慢性粒細胞白血症」患者的活命希望，而這一切，都得從找上他的相關患者呂受益，開始說起。
按照維基百科上的定義，所謂「慢性粒細胞白血病」，那是一種會侵蝕血液及骨髓的惡性腫瘤。它的表現為產生大量不成熟的白細胞，並將其聚集於骨髓內，造成正常造血功能被抑制，最末導令病人頻發貧血、出血、血液感染及器官浸潤等等狀況，乃一種要嘛更換骨髓根治，要嘛吃藥化療延續壽數的「長命病」。
基本上，除了親人恰巧匹配外，想等到適合的骨髓出現，其機率與難度足堪稱渺茫。是故在腫瘤還是慢性期時，日日服食羥基尿或格列衛等乾擾素，防止自己進入加速急變期，這已然是病人們唯一的選項。
可諸位又知否，一份正牌月用「格列衛」的單價是多少？
整整四萬大元，且還不納入醫療保險內，換言之，一旦啟動了療程，年復一年，那便是賣房賣車，傾家蕩產的節奏。
劇中的四眼哥呂受益，即是其中一名吃藥吃到近乎拖垮家人的白血病友。他曉得鄰邦印度的醫藥業，因有世貿對窮國的「強制許可政策」襄助，是以能繞過原廠專利權這一環節，直接開發窮人消費得起的仿製藥。像是前述過的「格列衛」，瑞士產、中國產與印度產的，其藥效可達百分之九十九的相似度，但三者間的定價卻相差了二十倍鴻溝，在印度，一瓶白細胞乾擾素只賣兩千元，這是其他地方患者做夢都渴求得到的活命契機。
於是乎，四眼哥盯上了經常出入印度買賣神油的程勇，他打算用高額利潤來引誘對方幫忙走私「格列衛」，也是恰巧程勇正處於焦頭爛額的階段，父親的癌症切除手術費，積欠妻兒的贍養費，縱使萬般不願，種種壓力下他還是選擇了妥協，接下委託，遠赴他方鋌而走險。
一抵步印度，驚喜接二連三，與制藥商接洽下，程勇獲得的「仿製格列衛」批發價僅要區區五百元，由此，他瞧見了一轉手便掙取暴利的無限商機。緊接一幕，繞有趣味，離開藥局的程勇，在孟買街頭被兩尊神像抓住了目光，第一尊，是興都教三大無上之一的破壞神濕婆，第二尊，是六手靛膚嗜血吐舌，持人頭刀刃的時母迦梨——依吠陀經中的定義，二者皆兼具了生殖、毀滅及重組等幾層性格，這約莫是導演刻意留下的伏筆，暗喻著程勇即將顛覆現狀，完成他大破大立的宿命。
現狀，總是伴隨著無解的殘酷，尤其是經濟發展快速的某些個亞洲國家，看病艱難、治療反覆、買藥昂貴，種種阻撓病患求援的門檻已是常態，可人們能就此責怪藥廠不顧大眾死活嗎？
至少於筆者的認知里，那是無意義的。須知每款重疾新藥的開發，從概念、探究、合成、改良起，到活體實驗、再改良、再實驗，再進入量產，一套流程走下來，兼之大概率的失敗風險，動輒數億美元的支出亦是閒事。是故，一品特效藥若索價高昂，其成本疊加往往會是主要緣由。
舉個例子，某醫療界若準備應用某種第三方癌症標靶藥，通常該地會有兩個選項，其一，付高額鉅款購買專利權，之後轉交本土廠商生產，其二，直接照單買入，並附上關稅、運輸、通路等等拉雜費用，這樣一來二去，試想藥價又怎得低廉？都是盈虧自負的私企，想要持續更好的藥研項目，固中關鍵就在於它們能否回收資金。
讀文至此，相信很多朋友已不禁想問，照你的解釋，這既非藥廠的責任，但病患亦確實付不起藥費，那到頭來又是該誰去解此死結？
答案很明顯，誰掌握了眾人資源，誰受到了眾人供養，誰便有絕對的義務去紓眾人之圍。像是替印度承擔「跨專利」權的世貿組織，或撥款補貼藥價的各個福利型政府，它們的作為，不能說是豐功偉業，然一定程度上也緩和了產銷兩端的矛盾，算是給百萬病民帶來了一線曙光。
還記得片中的印度藥商問程勇：「你是想當救世主嗎？」
程勇毫不猶豫地脫口否認：「不，只想掙錢」
他說的是大實話，可當他帶著走私的印度「格列衛」歸去上海時，雖之將其提價十倍發售，但比起整整四萬塊錢一瓶的正版貨，程勇所定下的五千元藥金，在這眾多等死的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友眼中，不管他初衷是何，不管他牟取了多少暴利，反正他供給了生機，他就是「仁義」的化身，與「救世主」無異。
之間，為了擴大銷售渠道，程勇與四眼哥合作，找到白血病人互助群群主劉思慧，一名女兒不幸罹症，幹著鋼管舞娘的單親媽媽幫忙散貨。同時，為了很好的與印方供應商溝通，他倆還拉上了教會楊牧師入夥當翻譯，並收了一名也是患者的年輕人黃毛充作跑腿，就酬勞論事，四眼哥和劉思慧各自能以三千元取藥，教會信徒則得八折實惠，這樣的雙贏編排，程勇即使犯罪，他亦於最低緯度裡把持住了良知。
不過既是最低緯度，他願意承受的責難自是有限的。經營途中，他們四人遭遇了另一夥黑市藥販的攻擊。那是一個由典型華裔式奸商領導的組織，首腦名喚張長林，妥妥的吸血鬼，他先是賣完全沒有療效的假藥，用傳銷方法誆騙求救無門的患者，再來盯上程勇的仿製藥通路，用威逼裹挾等等隱性暴力手段，逐步鯨吞蠶食他的買賣空間，就像程勇與張長林的一段對話：
「幹那麼多缺德事，你就不怕生孩子沒屁眼嗎？」
張長林笑答：
「所以說這種暴利生意，不是平民商人做得下來的，你啊......當不成救世主咯」
是的，張長林的話沒半點錯，他一不漲價，哪怕藥品供不應求，二不高調，上海以外的訂單一概不接，他只是個有些善良卻也膽小怕事的老百姓，注定鬥不贏刀頭舔血的老千暴徒們。
其中有一幕舞孃劉思慧欲用身體報答他的戲碼，她埋怨他做了富翁還是放不開，程勇搖頭：「算了，別吵著孩子睡覺」。這樣的男人，我們不難理解他選擇退場的決定。
夜裡，他向眾人坦白了自己將代理賣斷給張長林的狀況，往下藥價會漲到一萬元，但至尾仍是替黃毛、思慧和四眼哥爭得了永遠三千一瓶的特惠條件，然眾人皆不願拋下此等一本萬利的營生，他們依舊覺得程勇不厚道，五人團隊到底不歡而散。
很快一年過去，程勇轉業成了製衣廠東主，他掙錢掙得安心，卻不知仿製「格列衛」的市場已被張長林搞砸，這傢伙不僅撕毀協議把價格漲到兩萬塊錢，還真假藥混淆著賣，致使執法單位介入管控，他自個兒被捕坐牢是小事，但從根源上搗毀了整條「便宜」藥的供應鏈，令諸多患者恢復到「吃不起藥」的困局，這般罪孽，他就是死一萬次亦屬等閒。
斷了藥，便如同斷了性命，尤其是四眼哥，停藥後病情迅速進入急變期，他頂不住日日化療清創的劇痛，頂不住妻女為醫療費捱的苦罪，窮途末路中，曾經堅韌的男人選擇了自戕。
另一廂的程勇，目睹昔日摯友一個個倒下，他的愧疚累積到了極限。此刻，他的心志從此前的「最低緯度良知」，上升至「犧牲者意識」。睽違一年，他又再度重啟了往返印度帶藥的舊業模式。唯這次他不圖盈利，沒了原廠供貨便向西藥行直接購置，成本每瓶兩千，他卻只要患者五百，粵諺說「蝕本生意冇人做」，但於《我不是藥神》裡，除了程勇，就連舞孃思慧與混混黃毛都加入了營運，他們自損，他們犯罪，然他們較任何人都要來得明朗乾淨，他們是踏足人間的佛。
興許是真不計得失了，一直不敢接外省訂單的程勇，眼下甚至主動讓思慧去接洽全國病人，他的思路很純粹，就是進監獄前盡量協助更多的苦命人，能幫一把則幫一把，他清楚曉得，有些火種終需要有人來引燃，他願意去承擔這個普羅米修斯般的角色。
倒是助手黃毛死得冤屈，一次送藥途中，兩人因躲避刑警追緝意外翻車，黃毛當場氣絕，當時一腔憤慨的程勇對著警官大喊：
「他才二十歲，他就是想活命，他有什麼罪！」
是啊，黃毛有什麼罪？一個失衡社會造成的無底洞，明明是權力者們分配資源不公的錯，怎就讓個年輕人來承擔了？
法庭上，正版「格列衛」的生產商於一旁聆審，被傳召作證的病人大嬸無視檢察官的訊問，她猶自對著審判長怒道：
「4萬塊1瓶，我病了3年，吃了3年，為了買藥，房子沒了，家人也拖垮了，現在才好不容易有了廉價藥，才500塊一瓶.....他這是掙錢嗎？他只想幫人！你們如今把他抓了，我們就沒法活了！你們按著良心說說，誰家還沒個病人，難道你就保證一輩子不生病嗎？我不想死.....我想活......」
彼時法院鴉雀無聲，畢竟司法機構裡的官員再居高位，畢竟「格列衛」藥廠的代表再立場鮮明，他們始終是有惻隱之心的「人」，聽罷這一番證詞，哪怕鐵律大於情理，法官仍是酌情的替程勇減了刑責，破例將最少監禁八年的判決修成了五年，亦可算一絲人性的光輝吧。
故事來到此處，該說不該說的話，導演都籍著演員們的口，細膩的控訴了出來。很多兼看美片的朋友，或許會懷疑這是部抄襲《Dallas Buyer Club》的電影。但實際上筆者能夠很負責的告訴大家，劇中男主「程勇」的設定，還真就不是虛構的。
他的原型，是一位名叫陸勇的無錫男人。因為他，曾經上萬個「慢性粒細胞白血症」患者得到及時醫藥，人們感念他的善，故以江湖上習慣稱之為「藥神」。
2013年，陸勇遭湖南人民檢察院公訴，罪名是「銷售假藥」， 此罪一旦定讞，判刑最低十年。
唯正如近代小說家慕容雪村之言：
「為眾人抱薪者，不可使其扼於風雪中」
緊接一封由1002名病友連署的求情信被送進了檢察院裡，想來時任總長亦是個仁義之士，他佩服「藥神」的良善，隨即斷然做出了「撤回起訴」的裁定，所謂「法外情」，上佳詮釋莫過於此。
好似電影中的終結敘述一樣，那一排排爭相送程勇入獄的病人群眾，他們的無聲舉動，又何嘗不是在抗辯著社會的涼薄？
他們想對世界吶喊：
——有病沒藥治是天災，有藥吃不起是人禍——
人禍，總歸是會有辦法避免的。一代人不行，下一代人即接著續力。千歲復千歲，我們都這樣盼望著，千歲又千歲，我們還這樣盼望著。